I. 社论

不可见的劳动⁠:纪念达尼埃尔⁠·⁠于伊耶

文|desi

每年四月⁠,总是从一个节日开始⁠,又在另一个节日到来之前结束⁠。4月1日与5月1日⁠,两个气氛可谓截然不同的节日⁠:一个专供装疯卖傻⁠,一个则是常常是严肃而崇高⁠。游戏(⁠席勒–斯宾塞⁠)与劳动(⁠马克思⁠)——人们说⁠,艺术之起源的真相或许就位于两者之间⁠。那么⁠,既然我们已经以一次“⁠特别企划⁠”的形式庆祝了愚人节(⁠顺带一提⁠,这有望成为每年的保留节目⁠)⁠,又该如何谈论劳动节呢⁠?如今⁠,这个节日身上的那种源自二十世纪左翼传统的劳动英雄主义气质⁠,如果没有为年轻一代们所完全遗忘⁠,也只会显得与这个以躺平而非勤劳为正义抵抗的时代格格不入⁠;至于令这个节日得以冠名的那场运动为工人所争取来的权利⁠,被我们的同名法律所规定却从未真正落实⁠,只能是一种老生常谈的黑色幽默了(⁠“⁠八小时不是一日⁠”⁠)⁠。到头来⁠,劳动节对我们的真正实际的意义⁠,与一年中所有被改唤作“⁠小长假⁠”的调休假期一样⁠,远不再是对劳动——作为一种主体性创造——的庆祝⁠,而只是劳动——作为一种剥削系统——的短暂中断(⁠甚至⁠,对于系统的规划者而言⁠,这一中断也只是对劳动剩余价值的另一种兑现⁠,“⁠促进消费⁠”的形式⁠)⁠。

但是⁠,无论节日的功能被如何规定⁠,我们总能从中自发地找到隐秘的庆祝⁠。如果说假期是宏大⁠、普世的官方日程表⁠,那么生日就是最为朴素而平民的迷你纪念日⁠。作为影迷⁠,开玩笑地说⁠,一年中的任何一天⁠,我们总可以寻找到值得庆祝的理由⁠:一位电影人的生日或祭日⁠,一部电影的周年日⋯⋯这是鸽笼原理下的必然⁠,只要你愿意⁠。去年8月14日⁠,我们用四部电影的线上观影纪念了前年同天逝世的吉娜⁠·⁠罗兰兹⁠,这位对我们和许多影迷都意义非凡的女演员⁠。而在三月底的杭州⁠,我们又在“⁠公路与小径⁠”的盛大交汇中一同度过了里维特和杜拉斯的逝世周年(⁠以及异见者核心成员⁠、我们的朋友TWY的生日⁠)⁠。所有这些纪念日⁠,在平凡而艰难的时光中提供了群聚与庆祝的理由⁠,也成为了我们举办相关主题活动的灵感与契机⁠。那么⁠,5月1日呢⁠?除了那被规定的名号⁠,我们还应该为谁而庆贺⁠?考虑到这一天难以忽略的节日性质⁠,有一个极为般配的人选——一个绝妙的历史巧合⁠。因为在迄今为止刚好九十年前⁠,也就是1936年的五一劳动节当天出生的⁠,不是随便什么人⁠,而正是达尼埃尔⁠·⁠于伊耶[Danièle Huillet]⁠。

《⁠没有和解⁠》中的达尼埃尔⁠·⁠于伊耶

还有什么比纪念这位伟大的女性电影人更加契合于“⁠对劳动的礼赞⁠”这一节日主题呢⁠?如果真的存在一种电影的劳动精神⁠,那么于伊耶与她的伴侣兼搭档让–马里⁠·⁠斯特劳布[Jean-Marie Straub]的工作便是其最直接的具现⁠。长久以来⁠,贯彻着马克思主义左翼的立场⁠,他们围绕劳动阶级和相关社会问题拍摄了一系列电影作品⁠,《⁠太早⁠,太迟⁠》[Trop tot/trop tard, 1982]《⁠阶级关系⁠》[Klassenverhältnisse, 1984]《⁠工人⁠,农民⁠》[Operai, contadini, 2001]⁠。此外⁠,于伊耶与斯特劳布的生活也常常颇具一种无产劳动者式的清贫⁠:在异国的狭小公寓中流浪⁠,为了拍电影而节衣缩食⁠,有时连酒钱也付不起⁠,常常要坐电车跨越大半个城市去剪辑室⁠,与同时代的那些哪怕是同样自诩左翼的电影人截然不同——你或许听说过那个笑话⁠:贝托鲁奇家中派对正酣⁠,忽然神色紧张地要求没收掉宾客手上的大麻⁠,说道⁠:“⁠斯特劳布夫妇来了⁠!⁠”玩笑归玩笑⁠,但真正让于伊耶–斯特劳布与贝托鲁奇这样的电影人拉开实质差距的⁠,并不是什么生活作风⁠,而是他们的电影本身⁠。在于伊耶–斯特劳布的电影中⁠,有一种真正的劳动精神⁠:对细节的专注⁠,对拍摄现场的偶然痕迹的敬畏⁠,对文本的严谨⁠,对美学⁠、伦理与历史的一丝不苟⁠,这一切都让他们的电影如同一位精湛而严格的手工艺匠人的创作⁠,造就了《⁠阶级关系⁠》等作品中那些看似平平无奇但却无比铿锵有力的镜头⁠、事物与念白⁠,每一者都以最为准确的角度被拍摄⁠。

《⁠阶级关系⁠》

也正因如此⁠,《⁠安娜⁠·⁠玛格达里娜⁠·⁠巴赫的编年史⁠》[Chronik der Anna Magdalena Bach, 1968]作为一部“⁠历史电影⁠”⁠,站在了贝托鲁奇《⁠同流者⁠》[Il conformista, 1970]那种浮华矫饰的风格的全然反面⁠:它并不想假扮历史⁠,只是用演奏和朗诵的劳动去重新阅读历史⁠。面对于伊耶–斯特劳布的电影⁠,人们常常徘徊于两种典型的误解之间⁠,或是将它们视为学究式的知识分子电影⁠,或是恰恰相反⁠,将它们视为纯粹关于表象的形式主义电影⁠;然而⁠,实际上⁠,在这些电影中发生的都是最为直接的劳动⁠:文本是直接的⁠,方法也是直接的⁠,而演员的表演⁠、朗诵⁠,拍摄发生的自然场所⁠,都是直接的⁠。一部劳动者的电影⁠,就是像这样远离了装饰⁠、算计与谋划的⁠,最为直接的电影⁠。

《⁠安娜⁠·⁠玛格达里娜⁠·⁠巴赫的编年史⁠》

但是⁠,在5月初庆祝于伊耶的诞辰⁠,除了讨论两人的作品之外⁠,还有另一件事值得深思⁠。尽管她与斯特劳布二人几乎是不可能被分割的共同体⁠,但我们却必须单独摘出于伊耶的名字⁠。毕竟⁠,如果不是有意这样做的话⁠,那么她的名字几乎不会单独出现⁠。甚或⁠,根本不出现⁠:不止一部书籍或相关影片单单只用“⁠斯特劳布⁠”这一个名字指代二人⁠。有心者或许会称“⁠斯特劳布夫妇[the Straubs]⁠”⁠,但这也是不对的⁠,因为二人实际上并没有结婚⁠,于伊耶也保留了自己的姓氏⁠。“⁠斯特劳布–于伊耶⁠”⁠,若要较真的话⁠,也应该不太符合姓氏的首字母排序——毕竟⁠,显然并没有什么理由将“⁠S⁠”放在“⁠H⁠”的前面⁠,除非是出于某种夫先妇后的惯性思维⁠。实际上⁠,自从二人合作的第一部电影开始⁠,影片前的署名就始终是“⁠达尼埃尔⁠·⁠于伊耶与让–马里⁠·⁠斯特劳布⁠”⁠。那么⁠,为什么人们总会将于伊耶排在后面⁠,甚至险些忘记她的存在⁠?在女性主义意识广泛兴起的今天⁠,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显而易见⁠。但抛开系统性的偏见⁠,于伊耶与斯特劳布在电影创作上的确存在着不同的性格和分工⁠,而这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是否被公众看见⁠。很显然⁠,于伊耶不如斯特劳布那样健谈⁠,热爱分享自己对于事物的观点和对自己作品的看法⁠。《⁠阶级关系⁠》的访谈影像中⁠,斯特劳布坐在椅子上滔滔不绝⁠,而于伊耶坐在地上⁠,几乎一句话都不说⁠,只是沉默(⁠有趣的是⁠,于伊耶似乎非常喜欢坐在地上⁠,在本片的片场纪录片中也能看到坐在地上的于伊耶⁠)⁠。但她的沉默并不意味着思想或立场的匮乏⁠,而只是一种刻意为之的选择⁠:“⁠斯特劳布比我更会讲话⁠。我不知道他是否乐在其中⁠。但我认为⁠,那样做在某种程度上会损害作品本身⁠。⁠”毕竟⁠,《⁠你藏起的笑容在何处⁠?⁠》[Où gît votre sourire enfoui?, 2001]⁠,我们能看到于伊耶在工作时的另一面⁠,坚定⁠、极富主见⁠、甚至有些固执⁠,为了剪辑上的小小细节和斯特劳布争论不休⁠。但也正是这份近乎固执的坚持⁠,为于伊耶–斯特劳布作品的严谨奠定了基础⁠。《⁠阶级关系⁠》的最后一个火车镜头⁠,正是在于伊耶的强烈坚持下⁠,得以保留为现在的长度⁠。

《⁠我将笑得多么欢快⁠:达尼埃尔⁠·⁠于伊耶⁠、让–马里⁠·⁠斯特劳布与他们的电影〈阶级关系〉⁠》[1984]
《⁠让–马里⁠·⁠斯特劳布与达尼埃尔⁠·⁠于伊耶在电影〈阶级关系〉的拍摄过程中⁠》[1983]

为了不让她成为那些被忽视的劳动者的一员⁠,我们要纪念于伊耶⁠。如果《⁠你藏起的笑容在何处⁠?⁠》中的工作方式是常态的话⁠,那么我们如今看到的许多于伊耶–斯特劳布电影⁠,可能都和《⁠西西里岛⁠》[Sicilia!, 1999]一样⁠,直接来自于伊耶的双手⁠,是她在剪辑台上一帧一帧剪辑出来的⁠。剪辑⁠,这种与胶片关系最为密切直接的劳动⁠,也是让电影(⁠放映⁠)在物质上得以存在的劳动⁠,往往却成为一种最不被看见的劳动⁠;这在如今的电影工业中依旧如此——本次“⁠公路与小径⁠”与侯麦长期合作的剪辑师雪美莲的映后交流⁠,也让我们非常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而除了后期剪辑之外⁠,于伊耶在拍摄现场还负责录音的监制工作⁠,同样贯彻着她的严谨精神⁠:每拍一场戏⁠,总是要把录音完整地听一遍⁠,这才能保证于伊耶–斯特劳布电影中那些美丽的⁠、准确的同期声⁠。此外⁠,鉴于于伊耶–斯特劳布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由现成文本改编而来⁠,拍摄之前的文本处理和相关研究工作因此成为极为关键的环节⁠,而这也是精通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的于伊耶相对占主导的部分⁠。例如⁠,在拍摄《⁠摩西与亚伦⁠》[Moses und Aron, 1975]之前⁠,她撰写了研究报告去考据古希伯来文化⁠;《⁠阶级关系⁠》的法语字幕也是由于伊耶在准备阶段断断续续耗费三年完成的⁠,耗费大量精力将卡夫卡转译为法语⁠。

《⁠你藏起的笑容在何处⁠?⁠》

剪辑⁠、声音⁠、文本⋯⋯这些不可见的劳动与可见的视觉创造同样重要⁠,尤其是对于于伊耶–斯特劳布的作品来说⁠。实际上⁠,如果没有于伊耶负责许多项目的统筹和拍摄现场的具体制片工作⁠,于伊耶–斯特劳布的许多电影构想可能都无法真正成为现实⁠。如今⁠,当我们去看于伊耶与斯特劳布的笔记手稿时⁠,依然会为其中的许多琐碎细节之详尽感到惊讶⁠。在缺乏人手和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如何制作一部电影⁠?这对我们如今的许多希望独立创作的迷影者来说⁠,可能是共同的难题⁠。那么在五一节纪念于伊耶也为我们带来一个榜样性的回答⁠:一切可见的电影⁠,都是由无数严谨的⁠、辛勤的⁠、不可见的劳动所组成的⁠。而没有这样的劳动与劳动者⁠,便没有电影存在的可能⁠。正因如此⁠,当于伊耶于2006年去世时⁠,莲实重彦写下了这样的话⁠:“⁠那一天起⁠,让–马里⁠·⁠斯特劳布亦已随之死去⁠,这一极其残酷的现实极难否定⁠。实际上⁠,在失去于伊耶后的斯特劳布余生中⁠,他将致力于证明一个历史真相——即名为‘⁠斯特劳布⁠’的电影作家从未存在过⁠,今后也绝无存在的可能⁠。即便斯特劳布今后仍会拍摄电影⁠,那也终究只能作为斯特劳布与于伊耶的‘⁠死后作品⁠’而存在⁠。⁠”这话或许有些夸张⁠,但在失去于伊耶之后⁠,斯特劳布的确再也没能拍摄一部二人合作时那样的大型跨国制片项目⁠,这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于伊耶的工作的不可替代性⁠。

于伊耶手稿⁠:《⁠恩培多克勒之死⁠》的镜头图表

于伊耶去世两年后的5月⁠,斯特劳布独自拍摄的短片《⁠⁠·⁠布里卡尔的足迹⁠》[Itinéraire de Jean Bricard, 2008]于戛纳电影节首映⁠。如果说于伊耶–斯特劳布的电影的风景总是藏匿着对死亡的哀悼⁠,那么这一次⁠,逝去的创作者自身亦成为了被哀悼的对象⁠,镜头在卢瓦尔河上久久地流连⁠。但是⁠,不可见性并不只有死亡的静止这唯一一种形式⁠;在于伊耶–斯特劳布过去以来的每一部作品中⁠,在其每一个镜头⁠、每一次剪辑背后⁠,都藏着不可见的劳动带给我们的礼物⁠。

《⁠⁠·⁠布里卡尔的足迹⁠》⁠,最后一部署名于伊耶–斯特劳布的电影

II. 4月新片短评

TheDissidents 26/04平均标准差emfRosemaryRosineTWY唯唯喷嚏狗宇宙兔柜子橙子石新雨门之海阿崽
邻里谜案
雷米⁠·⁠贝占松
3.000.00
Still Life Primav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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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影史拾遗